如何在求是发表文章 揭秘领导干部如何在媒体上发文章
一个行政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在高于其级别的刊物发文,体现了这个官员在舆论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某种“合作分工”的能力。
文/《廉政瞭望》杂志:沈阳
对领导干部来说,向民众和上级领导介绍自己或者表达自己在工作范围内的观点,是其工作内容之一。那么,领导喜欢在哪些媒体发文章?为什么会在这些媒体发文章?
领导爱在哪类媒体发文章
除了特殊情况,一个机构与其一把手的行政级别是一一对应的。这个部门的行政级别的高低就直接决定其主办或者主管的报刊的行政级别,决定其发行范围和阅读人群。例如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党报,其行政级别是部级。人民日报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对执政党的国家级和副国级的领导干部来说,在人民日报发文章是与其身份相适应的,一般不会在级别低一些的报刊上发表文章。
对地方领导干部来说,在与其行政级别相适应的报刊发文章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比较难一点的是能否在较其行政级别更高的报刊发文章。
一般来说,地方党委书记喜欢在党务系统的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发文章。中央部委的领导有时会在这些媒体上发文章,更多是在其部门主管主办的刊物、尤其是在其机构直接领导的报刊上发文章。
那么对地方专业部门来说,由于很多地方性行业报刊已经停止发行,例如对地方各级发改委的官员来说,在国家发改委主管、中国改革社主办的《中国改革报》发文章就是与其工作相适应的做法。
就此而已,同样是高度行政化的报刊,党报和国家部委主管的行业类报刊是不一样的。党报是执政党对全党全国进行“思想领导”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行业类报刊则是国家部委对所属的行业宣传国家行业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和进行业务指导的重要机制之一。
十八大以来,由于顶层设计得到更多重视,对比地方媒体,一些中央级机构主管主办的报刊,其对社会舆论的主导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恢复,书记副书记们在中央级党报发文章的积极性会进一步强化。
在内参上发文有什么目的?
副国级以上领导在相应层次的党报发文章,直接代表了中央在重大问题上的重要看法,是全党全国应该认同的。与此相区别的是,地方党委书记在中央级党报发表文章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表态”,向全党全国表达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中央精神的地方性贯彻等重要事务上发表看法,那对全国自然没有与其层级相对应的指导力和约束力。
领导干部在党报和市场报之外的两类专业化报刊发文的目的各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机要局负责征订的“内部资料”(即“内参”),相对特殊。
由于三家全国影响最大的中央级内参各有分工,《新华社内参》重在收集事件动态,《人民日报内参》重在收集党务动态,《改革内参》重在收集改革动态,领导干部在“内参”发文则有特殊目的。以《改革内参》为例,更多是地方发改委系统的领导干部在《改革内参》发表文章,目的则是在同行范围内分享在国家改革与发展方面的经验。
在内参上发文章与在国家部委领导的行业内刊物发文章,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地方性领导干部一般都是在这些刊物上介绍自己部门的工作经验。相对公开发行的行业类媒体发文章,在机要系统内相对保密发行的“内参”发表文章的尺度会大一些。但主要的原因倒不是内参的言论空间问题,而是地方领导干部自身的“敢言程度”。一般来说,领导干部在“饭局”上比较敢言,而形成正式文字,就会极其谨慎。
由于其行政级别,中央级“内参”能进入中南海,被中央领导看到,能在内参发文章既是一些官员的“荣耀”,同时,一些在“内参”发文的官员会小心翼翼,生怕被中央批评。
与官员有所区别,体制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可能在中央级报刊(包括“内参”)发文试图影响高层决策。当然,实际效果需要看具体环境。
总体说来,当改革进入“深水阶段”,改革已经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转变,媒体性的思想解放带动全国范围内的集体行动,这种可能已经越来越小。
在大报大刊发了文章又如何?
不少人认为,在高一级别媒体发表能够体现领导干部的权力影响范围。一把手在其部门主管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当然是非常容易的。这与其说是依赖其个人能力,不如说是其岗位职责的支配力决定的。至于一个行政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在高于其级别的刊物发文,则体现了这个官员在舆论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某种“合作分工”的能力。
观察人士指出,两类人特别喜欢发文章。一类是“有想法”的官员,表达个人思考观点见解,表态阐明立场,扩大个人及所在部门影响等。另一类是个别即将出事的,会在特定情况下向更高领导表态,或者向全社会证明自己没事。
尤其是后面这一类,在十八之后“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浪潮中,一些官员在一些中央级或者相应级别的媒体亮相后,很快就被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拿下。如在令计划主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外人士通报会后两天,《求是》刊登了他唯一一次的署名文章。一周后,令计划就被组织调查。
避免调查是不可能借着发文章实现的。无论对哪名官员来说,在媒体发文章都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事情。如果其能力不足以在某类媒体上发文章,可见其影响力有限。这里的根本原因是媒体的采编工作在社会分工合作层面相应的角色。
在中央级报刊发不发文章,是编辑部或者采编中心在其职责范围内说了算的。还有一些是社长或者更高一级的领导干部打招呼发的。社长打招呼发,不意味着什么,有时就是一个关系稿。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只要没有风险,可发可不发就发了。
正是这样,我们能看到,很多在媒体上高度亮相的官员,并没有得到提拔。这仍然涉及社会分工合作。由此可见,我们不要夸大官员在媒体上亮相的影响力,更不要对此过分解读,以为某个官员表态之后,中国就会发生什么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