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发表的文章 58年毛泽东词作《蝶恋花》发表,胡适读后批评六个字,引人深思
从五四运动开始,毛泽东和胡适就有了交往,不过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他从把胡适当成楷模,到批判,最后再到对他名誉的恢复。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了50年代。
1950年,毛泽东发表了词作《蝶恋花·赠答李淑一》。没想到在台湾的胡适读后,立即提出了批评,这六个字说得在理也不在理。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
毛泽东眼中的胡适
在毛泽东和胡适交往初期,他对胡适是非常尊敬的。193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道: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因此,毛泽东认识胡适是从新青年开始的。当时的新青年成为了进步分子的必备读物,而胡适作为编辑,自然有许多学生受到影响。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批判胡适的文章时,毛泽东还响应胡适的号召发表了支持胡适的文章。可见,胡适对毛泽东影响之大。
毛泽东在第二次赴京时,多次拜访了胡适,向胡适讨教人生的各种问题。在国人纷纷为寻求救国真理而选择出国时,胡适也赞同毛泽东的想法,认为求学也没有必须非得出国不可。
后来,毛泽东准备创办自修大学时,胡适也表示了支持。可见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是将胡适当成老师的,他们之间是良师益友的关系。
到了1921年,两人有了不一样的政治立场,所以他们之间有了隔阂。
胡适的身边都是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而毛泽东个人则是奉行共产主义。
胡适对于自己的想法信心十足,他坚信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但同时他也非常渴望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可对此,毛泽东并未给予胡适回应,或许也是给胡适留了一份面子。
1947年12月,毛泽东明确表示革命胜利之后,可以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之后,希望胡适能留下来。可胡适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于是选择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
面对胡适的执迷不悟,毛泽东气愤不已,他决定通过批判胡适让他醒悟过来。
于是在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指名道姓批判胡适,不过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是明确宣布,对这些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要进行说服工作。
以此来表示中共的大门对胡适是开着的。但胡适仍然不为所动,甚至在毛泽东发表此作后,进行批判,以此泄愤。
胡适批评毛泽东
1958年1月1日,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在《湖南师院》元旦专刊上正式发表。这是毛泽东的诗词中,唯一一首悼念革命烈士的诗词。
1959年3月11日,当胡适在台湾读到毛泽东的这首诗词时。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的‘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页。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对于毛泽东的诗词在大陆受到极大追捧,胡适是气愤的。他认为这首《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这就是诋毁。
他认为这首词的押韵都是不对的。但从技术方面看,胡适言之有理,他请教了湖南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也认为这是不押韵的。
按照蝶恋花词牌要求来看,要求上下阕同调,五句四仄韵,共八个韵脚,且要求在同一韵部。
如果按照这一规则来看,毛泽东的这首词作确实不符合要求。
不过,对于这样的错误,深谙格律的毛泽东怎么会不知道。所以在这之前,他就在作者自注中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这也说明,这首词作虽然是“破韵”,却也能很好地表达他的感情,至于是不是和韵,这并不重要。毛主席在遵循词作的前提下,根据需要灵活变通,这也是他改革旧体诗词的一种变革和尝试。而胡适的批评虽然在理,但也他过于死板,不懂得灵活变通。
当然,胡适晚年也曾受到了很多批评。有的人在文章中写道,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
1962年在胡适逝世前夕,他曾隐晦批评某个人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喜欢摆臭架子。
胡颂平批评胡适担任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
他过了70年,对人类任何学问沾不到边,还发出这样的言论,想用污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对于这样攻击他的言论,胡适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他在晚年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因此在他对待批评时总有一种平和理性的态度。
不过,相比胡适对待毛泽东,毛主席对待他是更加宽容的。
毛泽东要求为胡适恢复名誉
对于胡适的评价,毛泽东是比较客观的。1956年,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道:“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谈到了胡适的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胡运动的成绩,同时又指出不能全抹煞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
不过,胡适的晚年过得还算不错。他居住在南港的一所小洋房里,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座房子有三点不满,第一书房是格子窗像监狱一样,第二潮湿,东西容易发霉,第三昏暗,白天都要开灯。
胡适在南港的生活起居比较有规律,通常是每天早晨八点起床,起床后先在洗手间呆很久,如厕读书。在吃饭的时候他有看报纸上的习惯。中午四样菜,大部分都是素菜,因为医生劝告他不要吃肉,少吃油,多吃鱼。
可胡适偏偏爱吃红烧肉,不喜欢吃海鱼。厨师还会想方设法给他养鱼。午饭后 他通常会休息半个小时。下午读书,每周的三个下午是应酬时间,如果晚上没有应酬,就会在家里读书写文章。
每到星期天胡适家中的人络绎不绝,由于会客室比较小,常常是后来的人挤走先来的,有时候他还会留二三好友在家里吃饭,除了平时的四盘菜之外,他还会加一盘炒鸡蛋。
胡适的夫人不在身边,所有日常的事务都是由两个秘书来照顾的。除此之外,他还有厨师和司机等。胡适还有一台小型收音机,但他很少收听,基本的娱乐生活就是读书写作。
胡适在南港的生活是平静的,但他改不了自己的性格,不久之后就卷入了雷震案,结束了他平静安稳的生活。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虽然在思想上和文化上都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但他却不懂得变通,在重大决策面前分不清。怪不得季羡林都说,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这样的评价还是比价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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