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是什么小说 专访周嘉宁｜写小说，为故事里的人提供冒险途中的庇护所
专业出黑周嘉宁，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作家，英语文学翻译，出版有长篇小说《密林中》《荒芜城》，短篇小说集《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等。
她也是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得奖者。曾有多位作家从这个举办于1998年的作文比赛中走出，“小四”郭敬明是其中之一。
这个夏天，继《密林中》之后，她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基本美》。“十点人物志”借这个机会，和周嘉宁聊了聊她在上海的成长经历、10年前的北漂经历、为何写作《基本美》以及2016年，她在爱荷华度过的美妙的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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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2018年夏天，距离上一部小说《密林中》已经出版将近三年，作家周嘉宁仍然不知道她当时处在一个挣扎的状态中，到底“挣扎的是什么”。
“就觉得有压抑，有压迫，然后就想要上升，想要摆脱那些东西。”她知道，往上升就可以冲破那个压抑的水面，但是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在水下待多久。
写作和出版《密林中》，好像让周嘉宁好像受了不少挫折。她觉得《密林中》写得不好，朋友和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反馈又让她进一步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那是一些“挺痛苦的记忆”。像是一个诅咒，她在小说里描绘的那些困境，在现实中又降临到她自身。
当我想要明确那都是一些怎样的困境，周嘉宁绕了过去，“说起来太复杂了”。但她又在语言的密封中透露出一点讯息：“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呈现在《密林中》这个书里面，主人公身上那些脆弱的地方也是我身上的。”
那些困境里面，还包含着周嘉宁对自我的探索。“你会一直想要搞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时候是你追问别人，有时候是你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存在。你会想要跟他人有一些近距离的相处，然后非常渴望别人来了解你。”但她过于热切的了解自己的愿望，无形中造成了障碍，失望也随之而来。
她得等待光明的出现，好在，她也是相信光明的人。“我还是一个个性比较坚强的人，我会觉得那些灰暗的东西或者说挫折是可以摆脱的，我便去摆脱。”周嘉宁说。
行动从她写作短篇小说《你是浪子，别泊岸》开始，这篇小说收录于周嘉宁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基本美》，它也是这个小说集里第一个成型的小说。但周嘉宁偏爱的是另外两个短篇，《了不起的夏天》和同名中篇小说《基本美》。用周嘉宁的话说，它们诞生于她成年以后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之后。
2016年，周嘉宁收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而后在爱荷华待了“非常非常开心”的三个月。在那里，她和36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在一起，心灵完全打开了，“非常渴望吸收各种不同来源的知识和能量”。
▲ 爱荷华
后来，先是她的世界观和她看待人的角度“完全改变了”。这些改变，有一部分进入了她的小说，但要说这些小说和她此前的小说有什么不一样，周嘉宁“说不上来”，但“肯定是有，改变挺大的”。她说，尽管读者未必能感受到，但她心里很清楚。
这位幸运的作家，也因为《基本美》的出现而摆脱了此前由于《密林中》堆积起来的那些“混沌的东西”。当她看清楚了自己的问题，也看清楚了自己的矛盾和边界，“理清自我”的愿望就在她心中升腾起来了。
▲ 爱荷华
“一旦理清自我，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一定会发生变化。你一定会更关心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你的同代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面对你所面对的那些挫折。他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你可不可以借鉴。如果能借鉴，那你可不可以把他们好的方式传达给更多的人。”
这正是《基本美》所表达的核心，也是周嘉宁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以下是周嘉宁的口述：
01
人生中最开心的一个时刻
我小时候的成长特别顺利，生活在上海，读书压力不大。我当时读的是一个提倡愉快教育的中学，上的是那种90年代的时候全国都流行的实验班，进行教学尝试的那种班级。
从初中一直到大学，我都是在实验班里长大，周围都是一些成绩不错，没有学习压力，没怎么经历过考试，很散漫的同学。所以我一直是在一个很自由的环境下长大，没有受到过压抑。
1998年，新概念第一届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当时它提出的东西特别诱人，一个是你不写学校作文，随便怎么写，另一个就是可以给文科生保送很好的大学，之前只有理科生有这样的机会。我参加第一届比赛没有得奖，等到第二届得奖了就很开心，现在想想真是人生中第一个值得记忆的开心时刻。
▲ 上海
得奖以后，我没有去要免试录取我的大学，因为我当时正在考复旦的文科基地班，笔试考完了，正在等面试，不想随便放弃。那所大学招办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犹豫啦，给你10分钟，你打个电话给家里人。我家里人接到电话就说，这么大的事情，你自己决定啊。那十分钟里我自己做了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
复旦文科基地班是1月份考试，3月份面试结束。它想培养文史哲的通识人才，前两年不分科，文史哲都要念，第三学年才分科。但是“基地班”这个概念只持续了五年，我们是最后一届，也有可能是倒数第二届，后来就没有了。
复旦的校园生活蛮开心的，我们当时那个班里面都是一些读书特别厉害的人，复旦中文系一直有一个很有名的系训，就是培养“自由而散漫无用的灵魂”。大一我刚进学校，操场领操台背后有人用很大的喷漆喷了一句话，“The is not set”。这句话加上我们中文系的系训，再加上当时的整个复旦的氛围，我觉得非常宽容。
▲ 周嘉宁
我在复旦读到硕士，现在已经毕业11年了。其实学校对我的影响挺弱的，虽然说那个时候学校的环境很好，但是到了大三大四我就已经住出去了。那个时候我在外面玩儿，认识了一大群各行各业的社会青年，生活处在一个很外向、吸收各种能量的状态。
反而是新概念对我的生活和写作的影响都非常巨大。首先非常直观的一个事情就是朋友。2000年得奖之后，我认识了很多在写作的年轻人，他们是我整个20岁那十年里面交往得最多的人。那时候有很多聚会，大家对于写作有很多想法，很热情，并且都是付诸实践的。这给了我人生当中很大的财富。
新概念还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我之前并没有想过要写小说，人生理想是想当一个很好的记者。拿奖之后，我意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很差，却想要用文字表达的人，适合我的其实不是记者，新概念给了我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新概念，我还得到了来自外界的鼓励。对于当时那么年轻的一个小孩来说，这些可能性和鼓励真的都非常珍贵。
▲新概念作文大赛由《萌芽》杂志社举办
我的整个青春期是在2000年到2008年之间，当时时代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宽容度、可能性和自由。而且当时我看到了很多不同形态的青年，你会觉得，如果由这些人去开创一个未来的话，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你也会想要身处其中。想到自己是未来开创者的一个部分，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就会觉得特别振奋。
这些是让我觉得那个时代特别好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安，没有消沉的东西。那是在一个比较明亮的环境下面，挺自由、挺散漫生长的一个状态。
02
现在我还有一张北京车牌
2007年的时候，我来了北京。最开始没有什么很强烈的目的性，就是想过来看一下。来了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做《鲤》杂志，当时只有我跟张悦然和我们的设计颜禾，有很多事情要在一起商量。所以刚开始那三年，我完全是出于《鲤》的事情而留在了北京。
当然北京也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做好在这里长期居住的打算。一开始心里面就很明确这里很有趣，但是我肯定会离开这里的。有了这种心理感受之后，我就不会做长期的打算。你会感觉一切都是临时的，不会想要买一些固定的你没有办法带走的东西放在你生活的场所。
▲ 《鲤》杂志
当时房价什么的都还很便宜。我租的那个房子在东南二环一个奇怪的城中村，却是一个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酒店式公寓，一个挺好的大套间才1900块。这个价格现在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北京，我的孤独感还是挺强烈的。我从小生活在上海，生活和情感的基础是非常稳固的。我在那边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朋友，有的住得离我特别近，出门散个步就可以去玩儿了。
还有我从小到大的同学，后来认识的很多写作的人，你可以在上海满足各个不同层面的精神需求和快乐。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有孤独的时候，只会需要独处的时间。
我确实是到了北京以后，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孤独。尽管你有一些朋友，但是由于你没有一个长期的打算，你就不会非常奋力地想要去交往一些能够稳固住关系的朋友，导致你所有的关系都变得比较容易散开。
我也试过努力地结交一些朋友，但是友情是需要时间培养的，你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挺难培养出非常固定的情感。这种本身是有不安感吧。
▲ 周嘉宁
而且北京很大嘛，冬天傍晚的路上是最可怕的，国贸那边乌泱泱过马路的人，到冬天的时候就很肃穆。但是再肃穆，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方向，急切地要回家，要去哪里。那我当时又没有一个很具体的、需要上班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友情。
当周围一切的人都这么目标明确，又是在这么大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种恐慌感。北京的建筑也都是很庞大的建筑，它带给人一种个体很微渺的感觉，好像个体永远都没有办法抵抗或者穿透这种庞大的存在。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特别辛苦。当时张悦然家也住得特别远，她住在东五环外，我那时候从二环那边去找她，很远。所以后来我在北京买了一辆很破的车，那个车解决了我一部分的问题。那时候车牌是不要钱的，随便申请一下就有了，所以现在我还有一张北京车牌，车牌号码还是我的生日和名字。
但是车真的是只有在北京才有用啊。我后来回到上海以后，车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必要开了，我可以骑自行车到任何一个地方。上海相对北京肯定也小，它的范围更集中，不像北京，好几个中心都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 周嘉宁
所以，你一旦抱着“肯定会离开”的想法，你就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离开嘛。
在北京待了三年之后，因为当时上海世博会是2010年，我觉得上海有很多变化，我的朋友的人群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会儿对于上海来说好像正在经历一个短暂的小规模的文艺复兴，让我产生一种热切的想要回去的愿望。
03
至少你得心怀一些希望
最近我在给“理想国”的公众号写了文章，阐述什么是“基本美”。
对于我这样写作的人来说，我的责任是分担小说当中人物的命运。一方面，这些人物的命运是我所关心的人的命运的折射，另一方面，它也是我自己命运的一部分。我想要在小说中为他们提供冒险途中的庇护所，并且伴随我的人物，使他们到达一个相对清洁、相对干爽、相对明亮的世界。
我的小说里面是一些没有什么目的性的人物，他们没有在非常明确地做一些努力。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普世价值，我希望我的小说能提供一些别的或许依然在萌芽状态的可能性。
如果同龄人或者更年轻的朋友读到了我的小说，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些可能性而获得创造的信心和鼓励？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套普世价值之外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体系？
▲ 周嘉宁在上海
我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事情，至少在小说这个虚构的世界当中给予他们一些希望，让他们有力量去对抗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具体的困境，但身处不同困境的人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挫折，不管你是怎样的个体，你在生活中要面对什么样的命运，那些挫折是你身处这个时代所能感受到的。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提供一些具体的指导，比如说你遵循了什么样的办法你就可以获得幸福，获得美好，你就可以找到工作，考上学校，可以脱离你原来的生活环境。没有人可以提供具体的指导。
但是你至少得心怀一些希望，你才可以去行动。如果你觉得你就是完蛋了，或者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所有人都是坏人。你陷在那样一个泥潭里面，那你找到工作或者你考上了学又如何呢？
但如果你确信或许会有那样一个世界存在，你就会想办法到达那里。或者说不管你最后能不能到达，你还在论证那个世界存在的可能性。
这个是我身上的那种所谓“乐观”吧，这也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正好是中国最开始的那自由的十年。
90年代经济爆发，到2000年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平稳期，在2008年金融危机还没有出现之前，那段时间我的感受是大家都很快乐，不焦虑。当时房价还没有开始涨，教育改革是在一个宽松的氛围下进行的，年轻人感受到的压力没那么大，人们对未来也抱有很大的期待和幻想。
2010年之后，整个中国处在巨大的加速变化当中，它跟整个世界的运转是相关的。那这个变化到底导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结果，我觉得身处其中的人其实是会有一点恐慌和不安的。可能个体会有一些明确的奋斗目标，但是就大的群体而言，仿佛没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值得去奋斗的目标。
我感觉到整个社会普遍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消沉的情绪，有时会感到恐慌。写《基本美》这部短篇小说集，也是出于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下沉的情绪还有没有改观的可能性？
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我自己能够给出的。我只是提出问题，然后看看大家读了我的小说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反馈？会不会有人告诉我说，其实那些更年轻的人、二十几岁的人，他们还有另外一种活法？
04
明确的不一样
2016年，我去了爱荷华。爱荷华大学有一个创意写作MFA的课程，它是对外招生的。这个课程的创始人是一个美国人，六几年的时候，还在冷战期间，这个美国人想要拓展西方对东方的影响力，就想招一些会英文的亚洲学生过去。
他们走访了印度、日本、台湾，后来他们在台湾遇到了聂华苓，就把她带到了美国。聂华苓到爱荷华之后，除了创意写作课程之外，还做了一个国际作家计划，时间是三个月。他们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作家请过去，想看看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作家们的写作）会不会产生一些（新题材）。我参加的就是这个三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
▲ 周嘉宁
在提到爱荷华，我首先能想起来的就是聂华苓，她肯定是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之一。我很喜欢跟她讲话，常常去她家喝酒。她也很能喝酒的，她九十多岁了，但是我没有年龄上的具体差异感，会忘记这件事情。这种感觉很独特，我以前从来没有过。
在爱荷华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要准备英文的发言，还要做一些面对学校学生的演讲。创意写作班下面有一个翻译班，你还需要跟那个班的学生去交流，跟他们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我就觉得像回到大学里面一样，一直在准备这些东西，一直去图书馆，好像每天都很忙。
我在爱荷华总的来说很开心，是我成年以后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你的心灵完全是打开的，非常渴望吸收各种不同来源的知识和能量。因为太开心了，甚至不想过多分享这段经历。
▲ 周嘉宁在爱荷华做的饭
但是我回来以后看了王安忆老师在一篇谈话录中谈到80年代她去爱荷华时候的记忆，里面有些冲击是一样的。
我们那年来自36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他们大部分都来自于小国，有很多亚洲和非洲、南美洲的小国。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的构成不是中国和中国之外，也不是东方和西方之外。它有很多很具体的地方，每一个地方的人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我们使用英文交流，甚至也有很多共同的童年经验可以分享，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恐惧也都是可以共建起来的。
但是在那个共建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有不可交流的那一部分东西，它是共同经验所没有办法抵达的。比如民族矛盾，或者是有些作家来自一些特别小的国家，他使用的语言是一个快要灭亡的语言。这些东西以前是在我的想象之外的。
▲ 爱荷华
在这种冲击之下，我的世界观肯定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我看待人的想法和角度也变化了。我在想，是否应该把视线落在一个更远的地方，把人物命运也好，时代脉搏也好，都当作世界结构中运转的一个环节来看待。
这些观念上的变化，当然也会反应到我的行为上。但我是一个行动很缓慢的人，这个过程要在我的身体里面转很多个弯，经过很多道关卡。目前肯定是有一部分变化呈现在我的小说里面。
2017年回来以后我写的那两个小说就是《了不起的夏天》和《基本美》，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跟（短篇小说集里的）其他小说（相比），我知道有明确的不一样。读者未必能感受得到，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这个小说集是在我的世界观产生了冲突之后，重新思考出来的一个很初级阶段的产物。那种思考现在还在继续，慢慢的一定会有更多的东西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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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时光》《知足》
-作者-
李敏，90后，潮汕人，长得美，写得好。本文首发十点人物志（ID:），记录每一个值得被记录的人，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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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静，中文系毕业的电台主持人。愿多年后，故事不再伤人，阳光依旧温暖，你如此迷人。让我的声音和别人的故事陪你每一个不眠的深夜。微信公众号：晚听经典、静听林静。新浪微博@DJ林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