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创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文化落差”与身份重构——基于返乡创业大学生的研究

一、研究的提出

周其仁提到：“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可见城乡发展落差之大。改革开放后，大量作为农村社会精英和后备力量的中青年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农村面临空巢化、内卷化，农村社会面临的衰退趋势难以阻挡。自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些进步与发展，如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领域的改革进一步加快等。今后，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将会进一步得到破除，但文化分化、区隔和融合问题却非一日之寒，还需不断探索解决。

长期以来，在以城镇化、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农村各种资源持续单向流入城市，不仅拉开了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也使得文化之间的落差逐渐悬殊。城市在文化格局中始终居于核心位置，占据了阐释现代文明的话语权，而农村则相对边缘,成为“保守、传统”的文化象征。与城乡经济文化落差相伴随的是农村人口大量地向城市单向流动，尤其是青年。离开农村，放下农民身份，对农村青年及其家庭意味着一场光荣的“退场”。留在农村、在农村发展是无奈选择，是没出息的体现。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度出现了农民返乡潮，但却是城市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后的被动选择，农村衰退的状态没有得到缓解，原本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受到动摇。然而近年来在区域经济格局调整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鼓舞下，农村不再处于边缘位置，而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地位，“机遇”“发展”“挑战”等具有现代化发展意味的话语开始被用于新农村，预示着一个以乡村振兴为基础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农村人口开始主动从城市返回农村。据农村农业部统计，2018年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740万，非农创业人员达到300万，但这一返乡潮中大学生所占的比例并不多。虽然农村利好的优惠政策不断，但据多地学者调研，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意愿普遍不强。究其原因，除乡村基础发展薄弱之外，缺乏对农村的认同感是影响其返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当前城乡统筹发展的语境下，农村虽然具有了发展前景，但“农村落后”的话语仍然占据主流思维，回乡依然是青年最后的无奈选择。可见，如何吸引更多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成为重中之重。当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凭借学历高、思维新等先赋优势被喻为返乡创业大军中的生力军，“像当年乡镇企业一样异军突起”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研究他们在农村创业的经历、经验和感受，不仅有利于推动当下农村的发展，对今后青年的回乡行动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针对返乡大学生创业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返乡的行动逻辑、返乡创业的困难与挑战等方面，他们通过实证研究从创业意愿、创业现状、创业模式、创业教育等创业维度开展研究，提出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较低，受到了资金、人才、技术、土地等因素的制约，并提出构建大学生返乡创业社会支持的对策。还有诸多媒体报道了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成果。在社会融入方面，有学者认为大部分返乡创业大学生没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不善于与农民打交道，思想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与农民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产生了较大的文化不适应。这些文献丰富了返乡创业大学生的研究，但大多数采用“问题—原因—建议”的行文逻辑，缺乏从返乡创业大学生的个体角度，对他们在农村场域内的日常生活进行的微观观察和反思。返乡创业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文化落差”：从市民变成农民，从大学生变成农人，在社会对农民、农业的负面标签阴影下，都会被认为是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是很重要但很难理解的身份转换。本文希望通过研究返乡创业大学生在农村创业的真实情感体验和他们的反思来寻找答案。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当前对返乡青年的研究，与之内容相近的概念有农创客、新农人、城归等，所包含的群体有青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学生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返乡创业大学生，指的是在城市工作或学习一段时间后，拥有一定的技术、信息等优势资源，到乡村从事涉农或非农领域创业的高校毕业生。主要以其是否到农村创业为衡量指标，不区分城市、农村户籍。因为笔者认为，在文化落差的语境下，二者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和在农村的文化不适应本质上是共通的。首先，他们都对城市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在城市文化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背景下，教育目的离农化、教育内容城市化、教育评价功利化等都导致了乡村教育中乡村文化的内涵缺失，传统乡村文化被排除在现代的教育视野之外。而农村社会显然也默认了这一文化洗礼，形成了以“留在城市为荣，留在乡村为耻”的文化氛围。因此，不论农村还是城市户籍，青年所形成的文化都是以城市文化这一主流文化为主，他们对城市文化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其次，二者都面临着文化不适应。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并不是一种农村体验式生活，而是要真正嵌入乡村经济和社会伦理中。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时也陷入了“城乡文化差异明显，心理融入困难”的困境，可见，对于嵌入乡村文化，大学生们都面临着文化上的不适应。

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创业氛围浓厚，也是新农村建设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乡村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一系列产业在乡村地区蓬勃发展。凭借这些资源禀赋和利好政策，浙江省的大学生返乡创业人数也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18年5月，浙江省的农创客数量已达1600余人，其中56%以上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开展对东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较高省份的返乡创业的研究，对于今后吸引更多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具有前瞻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文献梳理和半结构深度访谈为主。课题组选取了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较低的5个地市（丽水市、舟山市、衢州市、湖州市、金华市），访谈对象包括返乡创业大学生以及与他们新环境有关的人士，并与文献分析共同构成一个三角形分析框架（ ），以获取一个更加全面的画面。课题组共访谈了返乡创业大学生29人，团委、农办、人社局、创业园等相关职能部门和服务平台工作人员24人。与之相对应，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为解释语库（ ），用以梳理书面文献和访谈数据纷繁复杂的话语系统并最终挖掘出隐藏其中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主题。

三、创业者：抵消“向下流动”的身份建构

由于乡村的基础建设薄弱、经济较落后，许多大学生普遍表示“回家没有合适的工作”，但是“回家创业”却成为了例外，许多受访者表示“当老板很有面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创业潮，创业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创业者的经济、社会地位也随之不断得到提升。有研究表明，创业者存在明显的工资溢价，工资水平要高于非创业者，其幸福水平也显著地高于其他劳动者。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下，社会大众对创业行为普遍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因此，成为创业者是大学生消解“回农村没出息”话语的重要策略。对于大学生来说，回乡创业并不是“没出息”的被迫选择，而是审时度势的经济行为。他们往往通过一系列话语体系建立自己的身份标签以保持自己和传统农民之间的区别，从而稳定原本的身份优势。

（一）事业和生存

大学生创业者充分利用政策利好、便捷的物流运输、互联网、农村市场等客观条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实现创业梦。区别于传统农民，大学生创业者普遍认为自己从事农业是更有前景的事业，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受困于养家糊口的被动选择。

“父辈他们当年能做的可能就三亩五亩土地，做得不是很大，是以糊口、生活、生计为目标。我们现在做起来就是以事业、产业为目标，我们有更新的定位和想法……刚回来做农业的时候我的父亲不理解，他说：‘你读什么大学，回来还是走我的老路。’我说：‘我可能是沿着你的路走过来的，但走到这里之后我跟你不一样，你是一条线，我是一个面。’”（受访者ZLX）

（二）技术和经验

与传统农民相比，返乡创业大学生是拥抱互联网和技术的一代，他们充分发挥自身先赋优势，大胆引进新技术，在产品定位、包装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实现与现代技术的接轨。他们往往更信赖现代化技术，更能接受“甜度”“计步器”“无添加”等可机械化、量化的先进技术和营销策略，而对农民的传统作业方式，则倾向于用“经验”概括，“经验”在技术成熟以后是可以被取代的。

“相对父辈，我们年轻人会更倾向更新技术。在种植管理方面，现在基地已经有4条轨道车，还有品种研发工程，包括通过数据处理分析对肥料进行选择，整个基地已经比较现代化了。当地小农户不会考虑这么多，他们只会想着把这个种出来，卖个好价钱。现在我们基地管理还靠老一辈，他们20多年摸过无数个橘子，哪个橘子好，哪个不好，一看就知道。这方面还需要靠他们，等新的技术上来了，他们就可以退下来了。”（受访者LDD）

（三）开放和保守

在创业者眼里，传统农民是“保守”的。据多名受访者介绍，当前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由于年龄大、学历低，学习能力弱，称其为“保守”完全在情理之中。

“我们中国的农业主体的特征是：年纪大、学历不高、思想比较保守、格局比较有限。所以他们的定位就在这里了，你要求他们懂电商、市场调查分析、渠道，亚马逊、ebay、盒马生鲜，这是不可能的。”（受访者RSN）

然而，在访谈中发现，“保守”一词不仅仅针对农一代，受访者对年轻的农二代也有这样的评价。虽然农二代年轻、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农一代，但仍然被许多受访者界定为“保守”。可见，“保守”已成为对整个农民群体的贬义评价，其背后是无意识对乡村文化的抗拒、排斥甚至歧视。

“我接触的农二代，他们的思想可能更保守一点。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开会，从聊天的内容、谈吐里，其实你可以分得出来的，谁是居民户口，谁是农民户口。他们（农民户口）对生活的理解和状态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和我的职业是可以分开的。”（受访者WYB）

通过上述话语，可以发现语言身份在创业者的话语体系中的运用。语言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一种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主体通过对语用规则的评价、协商和运用不断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某一群体并排斥其他群体，进而形成群体内部的归属感与心理慰藉。返乡创业大学生通过采用“他们”和“我们”这两种不同的话语区隔自己和农民，从而在文化落差中保持其原有的优势身份。这种更积极的创业评价形成的优势身份，不但有利于他们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也有助于其更好地适应文化落差。然而，这种优势身份来源于创业者原有的城市文化和先赋资源，难以避免用单一的城市文化眼光和经验去审视乡村文化。当他们与乡村传统文化保持的距离越远，获得嵌入乡村的机会也越少，从而降低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四、反思与批判：自制下的身份重构

长期受文化落差的影响，使得返乡创业大学生在进入乡村场域后无意识地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排斥和抗拒。当他们在乡村创业中遇到了一些难题时，如与当地农民沟通难、招工难等，他们并没有被动地陷入身份困境，而是积极地构建能嵌入到乡村文化中的新身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成长。

成长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发展。他们开始通过对城乡文化、创业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将二者进行拼接、融合，重构一个更契合返乡创业者图像的身份。

（一）对城市的反思和批判

对已经内化的城市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不但可以让返乡创业大学生放下原先的优势身份，也能在与乡村生活的对比中建构出更丰富的内涵。在访谈中，多名受访者表示，决定去乡村创业的时候都受到了家人、朋友的“好心”劝阻，但他们依然不为所动。对于大学生来说，去乡村创业不是一次任性的选择，而是对当下城市生活的一种反思和批判。正如受访者CL说：“在城市里就是打工，我不想一辈子拿着死工资，看着城市的各种消费越来越高，自己一辈子就只能困在公司里。”因此，返乡创业这一行为本身就象征着大学生对自己原先生活意义的反思和批判，而其创业行为在农村的实践更加深化了这种反思和批判能力。

通过对返乡创业大学生的话语分析，笔者发现他们对城市的反思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其批判也具有辩证性。当问及许多大学生在农村创业失败的原因时，一名农业局的专家介绍说：“（大学生）思路比较好，但是种出来的东西容易品质不好，因为许多年轻人不是实实在在去做，而是雇别人去做，成本高，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也无法掌握。”言下之意，大学生虽然有知识、科技等现代技能，然而如果“不能吃苦”依然无法成功。这一言论，在许多初获成功的创业者那里得到了验证。当问及去农村创业最重要的要素时，许多创业大学生表示是“吃苦精神”。

“基地里的活基本都要自己来，有时候就睡在大棚了。有一次，市长来我们基地，我的床还在大棚，他很感动地说‘这样的大学生肯定要支持的’。”（受访者LS）

他们不但提及农一代做农活的辛苦历程，也提及了自身创业的艰辛。“吃苦精神”这一在大学生身上不常见的精神品质通过参与农业创业内化到了创业者身上，也成为了衡量创业能否成功的重要品质。而在工作之余，“吃苦”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大学生更辩证地看待“吃苦精神”——即使吃苦也要注重生活质量，这一特质更符合大学生对自身的角色期望。

“我除了特别忙的时候没办法，其余时间我会像一个90后一样，去健身、去参加演讲会、一个周期出国玩一趟等。我不跟你说（我的）职业，你大概也猜不出我是做什么的。”（受访者WYB）

（二）对乡村的反思和批判

反思和批判能力得到重大发展还体现在对乡村的重新理解上，也就是返乡创业大学生如何面对乡村生活对其生命历程的影响。在乡村社会，许多访谈者表示遇到最大的困难在于与农民的沟通。一名受访者直言：“跟农民打交道，不是说你心地善良就可以的，是超累、超累的一个过程。因为涉及利益，就再小的钱也是钱。”看似只是小钱的利益表面下往往是暗流涌动，作为外来者的创业者往往对此后知后觉。因此，对乡村社会熟人关系的把握成为其能否进入乡村社会的敲门砖。

“第一块地所在的村，是我的带班师傅的家乡，有些话他好讲，就讲过去了，这一块地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熟悉就可以。现在主要纠纷是在第二块地，没有农民照着政策跟村委进行统一（土地）流转，而且村委和村民本来就有历史积怨，这火恰好点到我头上，借我们挖塘这件事情爆发了，那就很尴尬。”（受访者WYB）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因此，家庭关系对许多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虽然许多创业者在创业初期遭到了来自家庭的不同形式的抗议和反对，但随着创业规模的扩大，家庭人员慢慢卷入创业项目中，使得其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一些创业者不得不受制于高黏合度的人际关系中，压缩自身的空间。

“在农村没办法，你离不开家人的，一个人没法做事，招个工人都招不到。如果我跟家里人闹翻了，那么我一个人都叫不到。因为家人的人情大于我的人情。”（受访者ZBK）

“我自己看东西看得太远，明明是一些弯路，我觉得不用去走我就知道是错的，但是家里人一定要往那边弯一下。一年之后他再说‘你说的对’，这对我来说没意义了啊，明明这个弯路你可以不用去走。这让我很痛苦。我痛苦的倒不是事业上很难，而是跟家人的关系。”（受访者DSL）

基于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的特点，一些精明的创业者在利益博弈后，也往往选择向熟人关系妥协，从而寻找农业生产和生活之间的平衡点。

“农业不像工业，有很标准的车间和流水线，做农业基本上要全身心地扑在那里，我和我父母都要轮流去转一圈。因为工人的素质不行，万一有病虫害了，他可能第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等反应过来再去用药或者去处理的话可能就晚了。所以基本上，要么我自己转，要么我父母。我父母在我那里不干活，也就是转转。还有一个就是工人管理，要看工人是不是偷懒，讲白了两三百亩地人躲在哪里都不知道。”（受访者ZLX）

“每年节假日的时候都是农庄最忙的时候，到处都招不到人，就要家里人帮忙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大家都会来帮忙。”（受访者WLL）

可见，受访者在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正在以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眼光去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既能意识到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些负面作用，又能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的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创造更好的未来。这种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发展，使得返乡创业者能更加独立、批判地看待创业中遇到的困难和冲突，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慢慢缓解、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本土文化联系更加紧密，其身份认同也变得更加完整。

（三）身份重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追求

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而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健全人格的形成，不仅包含了对工具理性的追求，也包含了对价值理性的向往。单纯追求工具理性，无法为人们带来幸福的生活。返乡创业大学生对当前生活的判断和思考体现了一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追求，二者的统一有利于返乡创业大学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大部分返乡创业大学生充分认可自己在乡村社会的生活，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去乡村创业是一种基于自己理性选择的结果：看见了商机，可以实现财富积累。“刚开始靠情怀做农业，但我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肯定要把它转化为经济效益。”（受访者CSJ）

“从小就感觉做人穷不得，肯定不能缺钱。我特别希望做点什么改变家里的现状。”（受访者DR）

显然，从返乡创业大学生的现实选择来看，工具理性价值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在对自身特殊生命历程的反思中，返乡创业大学生也强调一种更具文化价值意义的生活。绝大部分返乡创业大学生都提到了乡梓情怀和对乡村的热爱是支撑他们做农业的动力。“十年前关工委给了我两千块钱扶助金帮助我上大学，十年后的现在，我回到了家乡，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回报家乡、回报社会。”（受访者JL）

“看到自己生活的地方从萧条到繁荣，到处生机勃勃，觉得发自内心的幸福。”（受访者CS）

同时，作为乡村振兴的精英人才，大学生有其自身的担当和使命——带动当地农户致富。

“我的销售打开了之后，其他的茶农也要带一下。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大家的合作社，真正能带动农户发展的合作社。我觉得不仅仅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可以带动农户发展，比较有意思。”（受访者CSJ）

最关键的是，返乡创业大学生虽然保持了创业的“优越感”，然而在对农民的身份、地位思考时，将自己和农民的前景捆绑在一起，选择了用“我们”的话语，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广义上的农民和我们实际上的农民意义已经不同了，农民指的是农村的人。要把我们真正从事农业的人的身份地位提高到像公务员、教师、医生一样的地位，甚至更吃香、更光荣一点，就会有很多人投身于农业。因为接班人问题，是一个更切实的问题。”（受访者ZLX）

五、结 论

在巨大的城乡文化落差下，返乡创业大学生深受“回农村没出息”这一消极话语的影响，如何在农村中找到确定的自我价值感，缓解本体性安全感缺失的焦虑，对大学生而言意义重大。返乡创业大学生不可避免受到社会系统的影响，无意识地采用一套话语体系区分自己和农民，对乡村社会采取抗拒乃至排斥的策略以避免身份上的“向下流动”。但是他们没有完全被动地接受文化落差对其的塑造，而是嵌入乡村生活中不断地对城乡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追求一种更具意义、更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主动地对塑造他们的各种力量——主流话语、文化环境、生活实践等等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将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进行重新解读、拼接、融合，弥合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文化落差，从而减弱公民身份生硬转换之间的隔阂，形成了更加稳定的自我认同。这就是文化公民身份为文化之间的交流弥合提供的可能。传统的公民身份仅仅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员身份，是一个政治—法律框架内所具有的对国家归属感及对民族文化的参与，是对单一、均质文化的认同，而文化公民身份可以包容多重文化在场，使之自由流动于多种不同层次的文化之内和之间。由此，我们可以看见文化公民身份提供的更大弹性（）空间。只有拥有了这样的身份弹性，才能在面对各种文化冲突时，以自己的方式去解构它，形成自我鲜明的身份定义，在彰显“我们是谁”的身份对话中充分享有话语权和决定权，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公民。

文化公民身份所强调的主体性，使得返乡创业大学生在塑造属于自己的公民身份时，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系统等他制力量的影响，但仍然能够更积极、主动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公民身份。返乡创业大学生在农村场域下感受的文化异类，既包含着城市文化中与农村文化格格不入的优越感，又包含着对城市文化、农村文化的反思，他们所展现的反思与批判能力、对价值理性的追求，都体现了文化的可塑造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城乡文化并不完全是二元对立的文化，他们之间也可以相互理解、拼接乃至融合，这也为模糊城乡二元对立，缩小城乡文化落差提供了可能。

当前，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碎片化使原有文化共识遭受破坏，当代青年是拥抱多元文化的一代，文化公民身份的出现有利于用更加包容、多元的视角看待青年，为青年创造更兼容并蓄的环境。传统公民身份向文化公民身份的转变已经成为时代的趋势，在这个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地方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一个更加开放的、动态的、民主的公民身份将更加有利于国家内的群体成员拥有更多的空间，消除排斥和歧视，更加有创造性地参与到公民身份的建设上来。

原文发表于《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9年第3期，有关数据有删减，本文经本公众号重新排版，引用请上中国知网下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