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论文要收费吗 说什么杀马特，他们不过是你我身边的打工少年

南都周刊（ID：）|来源

胡雯雯|作者

孟夏 |编辑

（摄影：胡雯雯）

李一凡跨下车，站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在这个离深圳市中心55公里，再过去一点就到惠州边界的村子，尽管周围工厂林立，却异常冷清。下午三点，路两边的小店都关着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要是在电影画面中，此时应有一片枯黄的叶子打着卷儿刮过。

但李一凡不是来拍电影的。他想拍的是纪录片，为此专程来找一个人，江湖人称“杀马特教主”。

杀马特，说起这个十几年前横空出世，曾风靡一时的群体，人们可能还存留着些许印象：夸张艳丽的发型、浓重的眼线唇妆、花哨浮夸的服饰……他们的影响力从网上蔓延到线下，曾引来无数追随者，也惹来了无数吐嘈声。后来，他们被各界“精英”和“主流群体”嘲骂围剿，在论坛中被封号和禁言，甚至当街被揪着烧掉彩色头发……就这样消失在大众视野中。如今，他们偶尔会在短视频上露个脸，招来猎奇的目光，但声势规模早已大不如前。

曾统领20万“杀马特大军”的少年

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的李一凡头一次知道“杀马特”，是在2012年前后。一个朋友拿着手机，给他翻看一些杀马特少年的图片，带点嘲讽的口吻。在当时艺术圈的人看来，这就是群“土朋克”“乡村视觉系”，反正是两头都没学好，结果出来个不伦不类的样子。

但李一凡的反应却是，这样一个没有被精英文化规训过的群体，其做法可谓先锋，而且还呼应了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反景观社会”，值得研究一番。

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把杀马特过度解读了。但当时李一凡很兴奋，开始到处寻找杀马特。“杀马特是有标准的，随便染两缕头发那根本不算。得造型夸张，五颜六色，还要化上大浓妆，或是戴各种配饰什么的。”尽管目标明确，李一凡愣是好几年一无所获，直到罗福兴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

罗福兴，这个来自广东梅州，被称为“杀马特教主”的95后男生，据说是当年第一批把这种夸张发型“发扬光大”的人。

2006年，还在村里上六年级的罗福兴上网看到了欧美、日韩的“非主流”造型，很感兴趣。但当时周围只有把头发染黄的“非主流”，他嫌太土，就自己把头发染成了粉红色，再去村口理发店，用啫喱水弄出十几个尖角，像《七龙珠》里的悟空那样。他对这个改造非常满意，拍照传到了网上。没想到，加他好友的人迅速多了起来。

当时，罗福兴对于所谓“视觉系”“朋克文化”等一无所知。网友留言说他“时尚”，他便去搜对应的英文词语，smart跳了出来，“聪明、漂亮、光鲜……”这个词的中文意思深得他意。但罗福兴嫌发音不够霸气，便取其首音，自创了“杀马特”一词，写在每一张自拍照上。从此，这个派系在江湖上有了名字。

随着qq好友呈指数级增长，他建起的“杀马特”群就像病毒一般不断扩大，繁衍出子群，后来还形成了不同的“家族”，比如走冷艳路线的“视觉系”，走阴森鬼魅路线的“血妖系”等。而成员们的网名和交流，都喜欢用“火星文”，所以圈外人很难搜到。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学者王斌曾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分析：“杀马特的主体是晚期80后或90后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口……除了分布于第二产业里，更集中在服务业之内，如发廊技师、餐厅服务员、快递员等……”

李一凡也这样总结：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农民工二三代，很小便辍学外出打工，基本活跃在经济发达地区工厂林立的城乡结合部，对社会接触少，依赖网络，但跟玩豆瓣的非主流没有半毛钱关系。

罗福兴的成长轨迹也不例外。13岁时书读不下去了，便跟着父亲出去打工。流水线的工作极其枯燥乏味，“人与人之间好像不会交流一样，偶尔说句话，又害怕被领班罚，干脆就不说话了。”每天下班后在qq上跟杀马特群友闲聊，成了他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那几年里，杀马特家族越发壮大。罗福兴曾有个小本子，记录了自己30多个杀马特群的密码。他估算过，如果算上核心qq群，以及群成员管理的家族子群，他至少和20万分布全国的杀马特少年保持着联系。

这是个既松散又团结的群体，成员们互相视为兄弟姐妹。他们既活跃在线上，也会约在本地聚会，最喜欢的娱乐是溜旱冰、KTV，没钱的话就成群结队一起逛公园。

不少渴望出名的杀马特找到罗福兴，希望“教主”能介绍自己，于是罗福兴发QQ空间和微博开始收费，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他还曾计划以自己为原型，写一部名为《罗福兴的杀马特帝国》的小说，只不过在第 1379字时戛然而止；他说，自己还创立过一个专供杀马特交流的网站，并创办了付费的杀马特排行榜，但“没钱赚，心又累”，很快就卖掉了。

在现实社会中，他们也被看作“低俗”“病态”文化的代表，有些杀马特甚至因此被打。李一凡就在新闻里查到过，昆明有杀马特被路人揪着烧掉了彩色头发。在各路“精英”和民众的围剿下，杀马特迅速式微，许多家族群从此解散。而罗福兴，渐渐感受到形象给自己打工带来的阻碍，也剪掉了彩色长发。

2015年开始，快手上突然冒出一批新的杀马特，媒体开始对这位“教主”重拾兴趣，轮番采访他。李一凡原本并没有留意到他，直到2015年受邀来到深圳，一个朋友问，“要不要带你去找罗福兴？”

外表张扬跋扈，内心谨小慎微

李一凡第一次见到的“教主”，并不如想象中那般飞扬跋扈。眼前的罗福兴安静，瘦弱，一头浓密的黑发剪得干净利落，穿着也颇为低调。除了手指关节和领口露出的刺青，他看起来和任何一个小镇青年一样。

尽管事先已经约好，罗福兴却异乎寻常地谨慎。他没有带李一凡等人到自己的住处，而是专门找小旅馆开了个房间。然后说只愿跟李一个人谈。

“他就是紧张，特别紧张。” 李一凡对此并不意外，“他们已经被伤害过太多。”

慢慢交流下去，他发现，自己过于浪漫主义了。“其实杀马特根本就没有对抗社会的意识，他们连自我保护都做不到。我完全是在一厢情愿地解读。网上热传的那些公共场所闹事、自黑自贱的视频，都是‘假杀马特’为了搏流量而拍的。”

原以为找到“教主”，其他杀马特便好找了，但李一凡又想错了。

虽然罗福兴一直维系着和核心qq群成员的联系，但和大部分人自始自终只是网友关系，从没见过。而经历过舆论围剿后，如今的杀马特对任何“非家族”成员都极其警惕，不会轻易跟陌生人接触。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我和学生们一直进不去他们的群。因为他们是有一套程序的，你必须先进审核群，由管理员翻看你的qq空间，看你的头像，看你发过的所有东西，还要让群友来点赞认可，直到认定你是真正的杀马特后，才会放你进入正式群。如果只是下载网络图片来冒充的话，是很容易识别的，根本混不过去。”

在这些杀马特成员的qq相册中，李一凡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消失的奇幻帝国。“如果不是翻看过去的照片，你根本无法想象，以前这些街道上会有几百号杀马特成群结队地出现，顶着五颜六色的发型，密密麻麻的，散布在大小工厂区里。”

靠着罗福兴往日的号召力，他们在一个个群中留言发问，寻找愿意露脸接受拍摄的杀马特。李一凡感觉，如果是跟罗福兴这种“自己人”见面，杀马特们相对没有那么抵触，但对其他人，他们有种本能的不安全感。

“他就觉得，你们是不是又要来嘲笑我们？我跟他们说要拍纪录片，他们不懂，很多孩子甚至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只能说，我拍的是长视频，希望把人家冤枉你们的那些事，给一个机会说清楚。”

但他们的采访经常是扑空的，有时明明约好了见面，开车千里迢迢过去，对方却又死活不肯出来。“一次我们去深圳公明，说好下午两点见，结果在镇上一直待到5点，在手机上跟对方反复沟通，他就是不出来。他老觉得，自己最近在网上得罪人了，你们是不是人家雇的同城代打？”

一群外表张扬跋扈的少年，在真实生活中却如此谨小慎微，这让李一凡突然明白了他们一夜间销声匿迹的原因。“说白了，这就是些普通而简单的孩子，缺少父母关爱，缺少教育，就连在网上跟键盘侠吵架都很难赢，哪来什么对抗社会的能力呢？”

“不要押金” 打动流水线上的打工人

跟他们交流，所谓知识分子的那套话语体系是不起作用的。李一凡想拍他们的工作环境，但进厂太困难，便想通过网络有奖比赛的方式，拿出1万元奖金，鼓励他们自己拍流水线工作的短视频来投稿，却应者寥寥。

“我让助手写个征集文案，他半天写不出来。罗福兴看了说，我来写吧，然后一句标题：不要押金！第二句：日赚千元不是梦！一发出去，很快就有一堆人来投稿，然后我们20元一条这样收，后来还出现了低收高卖的二道贩子。”

“不要押金”“日赚千元”，在许多人看来是妥妥的骗子口吻，对打工的杀马特们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痛点。他们从打工第一天开始，就要跟各种克扣押金的规定打交道，即使拍短视频根本不可能涉及押金，这些口号依然能迅速打入他们心里。

就这样，李一凡收集来近千条短视频。他还弄来400台手机，把那些短视频灌进去，循环播放，构成了广东时代美术馆《意外的光芒》展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展览《李一凡：意外的光芒》，广东时代美术馆（2019.12.13-2020.2.16）。（摄影：胡雯雯）

前前后后两年多的时间，李一凡带团队辗转于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终于采访到了六七十个杀马特少年。“以前广东有很多杀马特，现在几乎没有了，只剩东莞石排、汕头澄海还有零零散散的一些；河南的也绝迹了，广西很少，现在还留着最多杀马特的，是云南、贵州。”

杀马特之所以还有生存空间，也许跟当地文化的包容性是相关的。另外，小工厂和作坊密集的地方，老板对于打工者的形象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所以还能接受一些杀马特员工。

他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工厂招聘时，求职者必须经过抽血体检，还要一个个进行身体检查，染发的、打耳洞的全部不要，就连手指弯曲的也不行。“所以现在很多人的头发都是一次性染色的，进厂之前必须洗掉，只能在休息日玩一下。而且他们也留不了那么长的头发了，所以造型比以前小了很多，算是压缩版吧。”

左青龙右白虎，心中一个米老鼠

“你一玩杀马特，就会有人崇拜你，好多人认识你，想跟你一起玩。我们喜欢一帮一帮人出去，在石排公园草坪上拍拍照，去溜冰场，一听音乐就跳舞，喝酒，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就是开心。

工资高的厂都是计件的，你要拼命地干。去年我加了一晚上的通宵班，因为老板第二天要赶着发货，特别疲惫。有时也不想进厂，但想想为了以后有好点的生活，还是得去。我姐回到老家，看到女儿不认她，只要奶奶，就流泪，我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看到过年了，别人的爸爸妈妈都回来，我的没有，就好想念，偷偷地哭了。

我跟哥们儿说，玩也玩过了，闹也闹过了，以前感觉我是最帅的，发型天天吹，但现在剪掉头发了，因为压力大，怕跟不上社会，什么都要操心。说来说去，都是为了生活。”

——韩亚杰（15岁开始外出打工，如今在东莞石排镇打工）

杀马特有的早已回归“正常”，有的还坚守着杀马特造型，有的则折中一下，戴上一顶彩色假发。

在李一凡看来，拍过那么多城乡故事，却始终有种遗憾。

“我曾经想拍村小学，可惜当时刚好拆了，孩子们都去了外地上学。回来后翻看照片，我一直觉得自己丢了东西。”那是2007年，他还没有留守儿童的概念，直到接触了杀马特，这群正好生于90、00年代，于10年代接触城市的乡村孩子，他发现这个缺失补上了。

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0-17岁）共有6102万，占儿童总数的21.88%，比2005年增加了242万。

“他们其实很单纯，很简单，但又带着不断被伤害后的那种警惕，那不是狡猾。我有时跟这些小孩聊完，都想抱抱他，觉得特别可怜。我以前拍片子从来没有这么柔软过。”说着，李一凡自我解嘲地笑了笑，“也许是我年纪大了吧。”

韩亚杰是他在石排镇采访到的前杀马特，如今的韩亚杰已经一头短发，但全身却布满花花绿绿的刺青，配上小熊维尼似的憨笑，以及稚嫩未脱的嗓音，显得特别违和。

韩亚杰，15岁外出打工，现在广东东莞石排镇打工。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左青龙右白虎，心中一个米老鼠。明明还是个孩子，却要装出一副古惑仔的感觉。”李一凡见过很多这样的打工者，他们从村里出来后，直接就进了厂，从此两点一线，每天闷头上完班，就回宿舍玩手机，连市中心也没去过。“我那天见到一个贵阳孩子和广东来的吵，说你们深圳的高楼还没有我们贵阳多。说了半天才知道，他从来就没离开过龙华工厂区一带，连深圳关内都没去过。”

一个杀马特女孩告诉李一凡，自己可以连续好多天不出厂，除了去外头买点卫生巾。因为厂里吃住上班都能解决，她有次自己坐了回公交车，就被骗了，外面实在太乱。

“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些孩子心里是怕的。留着杀马特发型，一身刺青，多少能有点安全感，起码不会被人欺负。”李一凡回忆，他们几乎每段采访都是夜里10点以后才拍的，因为要等杀马特们下班。在这种连路灯都没有的荒郊小镇，那种贫瘠感是无法形容的。

杀马特们工作的流水线。

“有个孩子跟我说，厂里机器声音太大，每次下班后要过一两个小时，耳鸣才会消失。在这些地方，自杀，发泄，都是常事，其实杀马特反而成了一种精神慰藉。他们从小缺少父母照顾，又早早辍学离家，杀马特起码提供了一种归属感，一个寻求安慰的地方。”

贵州女孩影儿是13岁就开始打工的，“我们在杀马特群里，都互相称呼兄弟姐妹，有事就直接找他们。如果你工作丢了，会有人给你介绍，有人给你分顿饭吃。平时没地方讲的话，也可以和他们聊，我跟亲哥哥都没这么好。”

影儿，13岁外出打工，现在贵州大方县拍视频做直播。

云小帅是14岁离家的，如今在云南从事建筑行业。他曾留着一个烫成波浪的紫色扫帚头。“我就想有人看看我，哪怕是骂我，那至少也有个人愿意跟我吵架啊。”

云小帅，14岁离家，现在云南从事建筑行业。

“我们以前都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以为他们是作践自己，其实完全搞错了，他们是真心觉得这样好看。”李一凡记得有个昆明小伙子说，为了把发型完完整整地带回老家，给大家看，他硬是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连觉也不敢睡。来自广西的Lisa则憧憬着，以后婚纱照要拍两套，一套是“正常的”，可以给人看，另一套是杀马特造型，自己珍藏起来。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末，中国大陆人口男性比女性多了3164万人。有人口专家认为，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平均5个中将有1个找不到配偶，这部分人大多聚集在偏远农村。城郊工厂区的情况也类似：男工是很难找到女朋友的，因为流水线上的女工一般都瞧不上同一条线上的男工。

但杀马特就不同了，发型和装扮越是出位，就越受女孩子欢迎。“来到石排以后，我才知道杀马特这个东西。”小辉来自云南文山，第一次打工因为年龄不够，还是偷偷用了哥哥的身份证。他留过一头高耸的厚刘海，染成火红色，特别抢眼。“去溜冰场玩时，有好多女孩子都叫我带她，还有很多叫我做她们男朋友，但是我都没答应，毕竟自己家里条件不怎样，怕连累人家，还是有本事了再说……”

第一次跟杀马特去他们的“聚会圣地”石排公园时，李一凡相当震惊。他从来没有想象过，在一个城市边缘的工业区，会有如此多形形色色，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每到五一、十一假期，至少会有几万名少数民族聚在那里，载歌载舞，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因为少数民族打工者没有其他时间可以庆祝自己的节日，只能凑在法定节假日里。”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杀马特也显得不那么另类了，他们会穿上最炫酷的行头，顶着精心打造了几小时的发型，像开屏的孔雀一般，在公园里一群群地闲逛、聊天、发自拍。

2018年10月1日，杀马特们在广东东莞石排公园聚会。（摄影：李一凡）

真假杀马特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自己很封闭，没有交心的朋友，也没人知道我是干嘛的，现在最起码有人知道了。他们哪怕是在背后说：你看那个人花里胡哨的，但我心里也舒服。我觉得放飞自己才是真的。而不是像他们说的一样，为了哗众取宠。

后来我开始认识形形色色跟我一样的人，最多的时候聚会的人数有70多个，在那样的环境下，大家都没有隔阂，没有那么多的尔虞我诈。2014年后，基本上大家都退了。把长发剪去的时候，我感觉像把自己的信仰给割舍了一样，空落落的，再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我的小孩一岁，如果以后他要玩这个的话，我不会反对他，我会把他弄得更好。但是，怎么说呢？现在没了以前那股韧性。”

——李雪松（15岁外出打工，如今在云南洱源开发廊）

2018年冬天，李一凡带团队去云南、贵州、广西百色转了一圈，花了一个月时间，走了七八千公里，一家家拜访，想看看早年那些杀马特的家是怎样的。“很多有名的杀马特，如今都回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成本低。有些在村里或附近村镇干点活，有的则做直播去了。”

这些人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天天在网上看的新闻都是，某明星片酬几千万，某二代用一个亿来创业，某网红月入上百万……而一看自己工资单，3000元不到，瞬间他就觉得，这钱几乎毫无意义，即使省吃俭用存下来，也永远赶不上别人。但他为了生存，又只能去挣这个钱，于是拿到之后也很快花掉了，打游戏、烫头发、抽烟喝酒……”

许多人会把杀马特跟朋克、非主流等相提并论，但其背后的东西，却可能大相径庭。发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朋克文化，原本是在没落的工业社会后期，年轻人对抗商业化、对抗消费社会的一种风潮。而在中国，许多从农耕文明一下子进入工业社会的孩子，并没有发展出反抗意识。正相反，他们将看到的视觉系符号当成了消费品，靠着一些廉价的东西：网吧、化纤服饰、假发……给自己寻找一种寄托，一种慰藉。

“杀马特可能会搞笑，但绝不会自黑。罗福兴就算剪了头发，我们觉得他还是杀马特。戴假发一样可以玩，但自黑的那些绝对不是杀马特！”

“我感觉又能找到同类了”

来自贵州毕节的肖浪是2015年开始玩杀马特的。他曾在快手上几进几出，如今粉丝积累了近8000个，算是小有名气。在《意外的光芒》展览开幕第一天，肖浪受邀过来，扇子般的银色头发高高竖起，配上一身黑白造型，特别抢眼。当他发现自己是全场唯一杀马特造型的人时，感觉有点尴尬。但一拍照他又开心起来，毕竟这是打工一个月仅有的两天休息日，比较珍贵。

肖浪在《意外的光芒》展览现场。（摄影：胡雯雯）

活动进行到一半时，肖浪扭头冲出了展厅，过了一会儿才回来。“每句话都像说到了自己心坎上，太心酸了。”他对记者说。采访后半段，他情绪才好起来。“现在玩的人，来了很多00后，我感觉又能找到同类了，希望家族能尽快复兴。”

而罗福兴却始终一副意兴阑珊的神情。李一凡问他有什么想法，他淡淡地说：一般。

“他什么都说一般。”李一凡笑了。在他看来，罗福兴不太喜欢跟人谈感受。许多千方百计哄罗福兴接受采访的媒体，都想把他包装成“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样子。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当主持人第N次说出“幼稚”这种词时，罗福兴拉下脸，走了，访谈因此中断。

李一凡（左一）与罗福兴、肖浪。（摄影：胡雯雯）

“打工的人坚信一句话：困难困难，困在家里肯定困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我现在出门，第一时间居然想到的是进厂。我发现所有人跟我的想法都一样：出来干嘛，进厂啊。难道没有别的了吗？没有别的了，你只有这个选择……”最后，罗福兴呈现出了难得的善谈。

“城里人可以玩车、玩房子，你玩不起啊，那只能玩头发，是吧？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就一定会有被淘汰的人也好，被伤害的人也好，不被尊重的人也好。农村不会消失，除非教育更好了，个个都上过大学了。说不定那时，杀马特会以另外一种方式生存。”

“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摄影：余晓璐

来源：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南都周刊”（ID：），本期报道已刊发于《南都周刊》第950期。